1841年7月的一天，江蘇鎮(zhèn)江，林則徐與魏源兩位老朋友相會。

此時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已現(xiàn)頹勢，他們希望為中國做點什么。他們用自己的言行第一次回答了關(guān)于近現(xiàn)代中國命運的一組大問題:中國何去何從呢?是排斥外來的一切，還是改革時弊勇于向敵人學習?他們雖然為中國悲哀的近代史帶來了第一抹亮色，但是歷史的殘酷就在于它不僅不會因為一個民族的苦難而讓其向好的方向發(fā)展，反而常常令災難更加深重。當我們翻開那些沉重的書頁，經(jīng)常會陷入一種憤怒與悲涼無從宣泄的情緒:我們看到老屋著了火，母親還在沉睡，我們無論如何都發(fā)不出聲，動不了身，叫不醒苦夢中的母親，滿腔的焦急在身體里迸發(fā)成一團大火，焚毀了五臟……

這是一本希望創(chuàng)造奇跡最后卻沒能發(fā)揮應有作用的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tǒng)介紹西方的中文著作——《海國圖志》。其著述者一句簡短的話“師夷長技以制夷”，成為后世許多中國人渴望實現(xiàn)的目標。但是這句話在剛成書的近20年間卻并沒有引起國人廣泛的共鳴，《海國圖志》的命運同它的作者一樣坎坷。

魏源少有才名，但是科考不利。他有濟世救國之志，一向關(guān)注社會現(xiàn)實。1841年，他進入兩江總督裕謙的幕府，參與謀劃對英作戰(zhàn)，并在前線審訊俘虜，他由此獲得了對英國的第一個直觀感受。但面對進退失據(jù)的清政府、昏聵無能的高層官員，他一怒之下，憤而辭歸，立志于著述。他接受了林則徐在廣州組織編寫的西方國家資料《四洲志》，并開始進一步搜集資料，編著《海國圖志》，以喚醒國人，了解世情，挽救危亡。

1年之后，《海國圖志》成書。初為50卷，后經(jīng)修訂、增補，到1852年成為百卷本。書中全方位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經(jīng)濟、軍事、科技，乃至宗教、文化、教育、風土等各種情況，不少造炮制船這樣的近代軍事科技資料，也匯聚書中。編書的目的正如魏源所說“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今天，《海國圖志》是中國人說起19世紀的中國必會提到的一本書，它的價值到底在哪里?

魏源以前所未有的客觀目光審視著當時的中國與世界。他認識到地處東南的中國已不再是中心，遠遠落后于歐洲，而且世界正在逐步成為難以分割的整體，這是對世界市場日益擴大的直覺反應。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環(huán)境中長大，對中華文化充滿自豪的魏源直面中國的落后與西方的強勢，開始反思“天朝大國”的迷夢。他看到了堅船利炮的力量，也隱約看到了近代化國家在制度上的長處。他曾盛贊剛剛立國60余年的美國民主制度:

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同……可不謂周乎?!

這也許是中國對于民主制度的第一次驚嘆。魏源希望中國可以學習這些好的制度，從而“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尤西海之民”。隨著時間的推移，魏源對世界的認識日益深刻，他倡導樹立更客觀的世界觀，希望中國人民能夠改變心態(tài)，認識其他民族的長處，與其他民族平等相處，他甚至對“夷”的說法也提出了置疑。

那么，如何應對這幾千年來中國面臨的最大變化?魏源主張在廣州設(shè)立造船廠和兵工廠，延聘法國和美國工程師督造，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他希望滿清朝廷能夠成立專門機構(gòu)研究西方各國政經(jīng)情勢，主張引進外國技術(shù)與人才，深入學習歐美先進的軍事、科技成果。

為了捍衛(wèi)中國的獨立自主，他號召“以甲兵止甲兵”，主張學習西方制造戰(zhàn)艦、火械等先進技術(shù)和選兵、練兵、養(yǎng)兵之法，改革中國軍隊。他敏銳地感受到中國受到的威脅不光在東南，北方也有大患，他警告人們勿忘俄羅斯“并吞西北之野心”。

他主張嚴格限制官員參與經(jīng)濟活動，希望通過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而促進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國家的任務(wù)是為經(jīng)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并保護經(jīng)濟。

魏源對鴉片戰(zhàn)爭失敗的認識仍停留在技術(shù)層面，對于制度性的落后雖有涉及，卻還沒有系統(tǒng)的論述，有些觀點不脫紙上談兵的書生氣，對此他自己也承認:“然則，執(zhí)此書即可以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

但必須看到，作為在舊文化環(huán)境中成長的魏源來說，一句“師夷長技以制夷”，已帶著理性救國的態(tài)度，道出了第一代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對國家前途的思考，這是極其不易的，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擺脫生存環(huán)境的束縛，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客觀審視敵手的長處。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中指出:“《海國圖志》之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凈盡，則其在中國歷史上關(guān)系不得謂細也。”

然而魏源萬萬沒有想到，他寄寓救國圖強夢想的《海國圖志》遭遇了空前的冷遇。

當時中國識字者最少也有300多萬人，然而卻少有人去讀這本書，更別說認真領(lǐng)會書中的深刻內(nèi)涵。一些看到此書的官吏士紳不屑一顧，有人主張將《海國圖志》付之一炬，他們無法接受書中對蠻夷的“贊美”之詞，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只是武器裝備不如英國，中國的文化乃至政治制度遠在英國之上。

道光皇帝去世7年前，魏源的《海國圖志》即已問世，但道光皇帝生前沒有看過《海國圖志》。《海國圖志》問世16年后，兵部侍郎王茂蔭上書咸豐皇帝，要求“親王大臣、八旗子弟”學習《海國圖志》，因為“知夷難御，而非竟無法可御”。這個可以抵擋列強的“法”，就是《海國圖志》。但這個建議如石沉大海，波瀾不驚。

這本書最后既沒有被燒掉，也沒有引起太大反響，在國內(nèi)只印了千冊左右。有的時候，沒人理睬要比群起而攻更可怕，因為后者至少說明還有關(guān)注者，而前者表明人們連輕視的姿態(tài)都懶得做。

魏源官至知州，但在1853年以“貽誤文報”、“玩視軍機”的理由被革職。后來雖然起復，但他已是心灰意冷，以年過六旬、遭遇坎坷為由相辭，潛心于佛學。

1857年，遁入佛門的魏源病逝于杭州的一間僧舍。這不是普通的懷才不遇，魏源的命運意味著中國的命運還在昏昏沉沉地滑向不知底的深淵。魏源沒有想到，他的知音者竟在日本。

1851年，一艘中國商船駛?cè)肴毡鹃L崎港，在例行檢查中，日本人發(fā)現(xiàn)了3部《海國圖志》。據(jù)說，這是《海國圖志》登陸日本的最早記錄。雖然《海國圖志》被日本檢查官評定為禁書，但很快3部書便被如獲至寶的日本官員和學者買去。

此后，在中國銷量極差的《海國圖志》不斷“偷渡日本”，成為一些日本人的案頭愛書。海上的炮聲已使一些有心人預感到了危機。

兩年之后，危機降臨日本。美國以當時的世界第一流戰(zhàn)艦迫使德川幕府簽訂了喪權(quán)辱國的條約，此后日本又與其他西方國家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日本同中國一樣一步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滑去。

這讓日本人感到了莫大的刺激，國難當頭，《海國圖志》擦亮了日本維新人士的眼睛。就在美國到日本的這一年，日本人開始翻印《海國圖志》，一共印刷了15版之多。到1859年，價格飆升了3倍，成為日本朝野上下革新內(nèi)政的“有用之書”。長期流亡日本的梁啟超認為，明治維新的前輩們，“皆為此書所刺激，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

日本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讀到《海國圖志》后說:“嗚呼!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志矣!”

窄窄的海峽，隔開了中日兩國。雙方在19世紀中葉本來處于同一狀態(tài)，也許中國的情況還好一點，可是雙方對于恥辱的反應卻相差甚大，甚至遠比一道海峽寬闊得多。在那邊是“驚破太平夢，徹夜不能眠”，而在這一邊是“大有雨過忘雷之意”。

當鴉片戰(zhàn)爭結(jié)束時，道光帝已經(jīng)60歲了，他希望耳根清靜，討厭聽到不好的消息，當?shù)弥④姵烦隽碎L江之后，道光皇帝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下令沿海各省撤軍，以節(jié)省軍費。道光帝從這場戰(zhàn)爭中總結(jié)出來的教訓不是如何勵精圖治，而是“用人不明”。這個“人”指的不是在懵懂中將大量主權(quán)拱手相送的耆英等人，而是林則徐，耆英則被道光視為“慧眼識珠”的成果。戰(zhàn)爭結(jié)束了，中國的一切又回到原點，清政府的軍政大員彈冠相慶。

19世紀中葉的中國政治氣候中還缺乏日本那種向敵手學習的勇氣，救國的緊迫性還無法改變傳統(tǒng)思維的慣性，1840年的堅船利炮無法驚醒一個傳統(tǒng)過于深厚的天朝迷夢，變革連萌芽都沒產(chǎn)生就已結(jié)束。

1862年，日本德川幕府組織人員考察中國，許多日本人考察過中國后發(fā)現(xiàn)，曾經(jīng)威服四方的天朝上國不僅與日本一樣處于被西方奴役的狀態(tài)，而且還不如日本富有進取心。中國在他們眼中的形象迅速縮小，同時放大的是對中國的覬覦之心。

大清的統(tǒng)治者費盡心力也要讓社會經(jīng)濟運行于原有的自然經(jīng)濟的軌道上，中國向以市場經(jīng)濟為基礎(chǔ)的近代社會轉(zhuǎn)化的機遇一次次喪失，近代化道路看似近在眼前，實際遙不可及。與此同時，官吏的腐敗和剝削讓農(nóng)民日益無法忍受，最終釀成了席卷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到了這個時候，滿朝文武才想起洋人堅船利炮的犀利。

1843年，廣東花縣一位29歲的老童生第四次落榜，連秀才都沒有考中。名落孫山的故事在中國千余年科舉考試中無數(shù)次地上演過，也是大多數(shù)讀書人都要經(jīng)歷的悲劇。許多人經(jīng)此打擊，要么鼓勇再戰(zhàn)，至死方休;要么回鄉(xiāng)耕讀，或是別操他業(yè)。但這位的反應卻著實有些與眾不同，他沮喪，他憤怒，但并不無奈。他大喊: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吧!

他向人說起幾年前應試后的情形，那時他大病10余日，恍惚間得上天堂，見到穿著黑龍袍、金發(fā)及腹的天父和天兄耶穌，天父和耶穌稱他為天父第二子，封“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要他斬妖除魔。

據(jù)說上帝還為他改名，由洪火秀改為洪秀全。8年之后，洪秀全在廣西金田起義，隨即縱橫大江南北，成為清政府10余年揮之不去的噩夢，對近代中國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乾隆后期，清朝初期的銳氣已喪失殆盡，官場中人考慮的是如何討好上面，不斷升遷，以盤剝聚斂更多的財富，腐敗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對于“冰敬”、“炭敬”之類的準行賄行為，人多不以為非，甚至乾隆帝也說“不敗露則茍免，既敗露則應問，較之婪贓，究為有間”。在這種態(tài)度下，許多人大鉆空子，貪腐之風越刮越烈。

在鴉片戰(zhàn)爭前，中國可耕田地越來越少而人口越來越多，人口的增長速度使人民生活日益窘迫。人均耕地減少，同時，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中國沒有可以吸納剩余勞動力的工業(yè)，解決這一問題只能著眼于傳統(tǒng)的開荒拓田。但清政府為維護統(tǒng)治地位和經(jīng)濟利益，禁止人口向東三省和蒙古、臺灣遷移，地少人多、貧困滋生的現(xiàn)狀使社會日益動蕩，清王朝仿佛坐在隨時會爆發(fā)的火山口之上。

此外，鴉片戰(zhàn)爭前，中國物價飛漲，到了“連歲遞增，有長無落”的地步。清政府上下進行過深入的討論，除了普遍認為是人口增長的因素外，沒有更深的見解。18世紀末，英國馬嘎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指出中國物價上漲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大量白銀從歐洲流人。據(jù)后人分析，18世紀有數(shù)億的外國銀元流入中國。

清代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活動中，銀兩與銅錢并用。民間和官府多用錢折銀來交易，1兩銀子折錢1000文。面對不斷涌入的白銀，為維持平衡，清政府大量鑄造錢幣，使得價格水平上漲。鴉片戰(zhàn)爭后，涌入的鴉片、外國商品和大量的賠款使整個中國的經(jīng)濟狀況日益惡化，每年進來海量鴉片和其他商品，流出去巨額白銀，又造成銀貴錢賤。對于老百姓來說，這是致命的。雖然，清政府吸取明朝教訓，恪守“永不加賦”的祖訓，怎奈隨著銀貴錢賤的日益惡化，老百姓要付出比以前多得多的錢糧才能完成賦稅任務(wù)。在19世紀40年代，許多農(nóng)民不得不用以前3年的錢糧來完成1年的賦稅量，3倍的負擔使許多農(nóng)民破產(chǎn)、出賣土地。由此造成的土地兼并現(xiàn)象也日益嚴重。

1844年，洪秀全與同窗好友馮云山開始了在廣西的傳教活動。其間，洪秀全回廣東致力于學習基督教來完善“拜上帝會”的教義、儀規(guī)，曾在廣州羅孝全禮拜堂學習4個月。而馮云山則主動留在廣西開始組織宣傳工作。懂得些相學的馮云山認定洪秀全生具“異相”，有王者的風范，于是極力鼓舞洪秀全起事，后又一路追隨洪秀全，不辭辛勞。馮云山性情堅毅，其組織才能和宣傳才能也在洪秀全之上，即使后來洪秀全回廣東，他仍堅持深入紫荊山區(qū)的平在山燒炭者中。數(shù)年之間，“拜上帝會”在廣西紫荊山區(qū)的幾個縣里，迅速發(fā)展，參與者日眾，影響甚至傳播到廣東。

1851年1月11日，正是洪秀全生日，廣西金田村豎起了太平旗。不久，洪秀全稱天王，建立太平天國。

太平軍兵圍南京，發(fā)文告說:“農(nóng)工作苦，歲受其殃;商賈通往，關(guān)徵其稅。四海傷心，中原怒目!”

一時之間，太平天國的黃旗遍布東南各地，東南一隅換了新主人。大清帝國賴以維持生命的江南漕運癱瘓，南北交通被截斷，它面臨著自定鼎中原以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zhàn)。

1853年3月29日，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楊秀清率領(lǐng)各部將士恭迎洪秀全入南京，在一片歡呼聲中，洪秀全第一次進入南京，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

剛聽到這個消息，咸豐皇帝震驚莫名。齋戒之后的他來到北京天壇向上天禱告，懺悔招致天帝憤怒的種種罪過，希望天帝幫助他渡過大清最大的危機。南京上空飄起的太平旗已經(jīng)取代了大清龍旗，太平旗會不會也遮蔽北京的天空?

初人南京，太平天國大有新氣象，整頓部伍，嚴明軍紀，規(guī)范秩序。不久頒布《天朝田畝制度》，將中國農(nóng)民幾千年來的土地夢以法令的形式予以頒行。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太平天國比較注重維護農(nóng)民的利益，許多農(nóng)民開始感受到了變化。

新氣象不止如此。

1854年，石達開等人擬《答復英人三十一條并質(zhì)問五十誥諭》。他們不像清政府的許多官員那樣對歐洲文明抱有一種敵意和誤解，而表現(xiàn)出一種大方的交流和溫和的善意，所謂“天下之內(nèi)皆兄弟”，愿意與各國開展正常的貿(mào)易;另一方面，他們竭力維護國家利益，不承認不平等條約，對于列強種種侵害主權(quán)的行動和意向堅決抵制。他們禁止吸食、販賣鴉片，東南煙毒一時禁絕，這也是列強支持清政府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太平天國還禁止纏足、禁娼、禁賭、禁酗酒。

對于這些現(xiàn)象，各國的觀察家們說南京變成了“苦力王們的城市”，李秀成卻認為這個稱號是“最大的恭維”。民心的向背似乎很清楚了。

1853年6月14日，太平天國開始西征。然而，它在一派高歌猛進之中也潛藏著重重隱憂。

其實端倪早在起兵后不久就已顯露出來。在永安城陷于清軍重圍，前途未定之時，洪秀全急不可耐地分封楊秀清等五王，似乎要在危亡之際讓大家都過一把帝王癮。這已經(jīng)不像勵精圖治的“圖大”格局，與“深挖洞、廣積糧、緩稱王”的傳統(tǒng)戰(zhàn)略更是相去甚遠。

剛進入南京的第二個月，洪秀全就在原來兩江總督官衙的基礎(chǔ)上，召集萬余人力用心營造天王府，但剛建成就失火了。不久，又大興土木，再建天王府。洪楊大興土木的行為影響甚廣，在戎馬倥傯之間，許多高級將領(lǐng)、官員都大興土木，營建安樂窩，爭相攀比。

林鳳祥、李開芳率領(lǐng)2萬多人一路北上，偏師北伐。這支孤軍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了自己的能力，牽制了大半個華北乃至蒙古的清朝軍隊，最后在糧盡援絕中全軍覆沒。這是洪秀全、楊秀清改變戰(zhàn)略布局的第一個直接惡果。此后，為了保衛(wèi)天京，太平軍不得不調(diào)集重兵防守。天京到了后期不僅成為“雞肋”，還成為清軍調(diào)動牽制天國各部的必救之處。天京成了一個沉重的包袱，直到最后壓垮了整個太平天國。

正當北伐軍陷于苦戰(zhàn)的時候，洪秀全開始在天王府中安享富貴，不僅不再謀劃長策，而且多數(shù)時間都在天王府內(nèi)享受地上“天王”的尊榮。部下請求朝見，他的回復是“勤理天事，便是朝見”。從此不早朝的他還做著傳于千秋萬世的美夢。

在前方戰(zhàn)事方熾，將士以鮮血和生命捍衛(wèi)新生的政權(quán)，人民在戰(zhàn)爭中飽受流離失所之痛的時候，作為“吊民伐罪”的一方卻比要討伐的對象墮落得更深，也日益與自己所秉持的“平等”理想越來越遠，此時失敗也就越來越近，所謂的千秋萬世不過是一場無痕的春夢。

與此同時，天國最兇惡的敵人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

當太平軍攻占武昌城時，皇帝即下諭旨，命在湖南湘鄉(xiāng)荷葉塘的一位丁憂在家的二品禮部侍郎幫同辦理“團練”事務(wù)，這位禮部侍郎就是曾國藩。這個表面“端正嚴肅”的曾國藩并不迂腐，相反，他有著相當高超的政治敏感性和手腕。他對“團練”進行了新的詮釋，他要練出一支可以抵擋甚至擊敗太平軍的精兵——湘軍。

1856年5月，天京城南面炮聲隆隆，殺聲四起，10余萬大軍鏖戰(zhàn)方酣。石達開、秦日綱率部猛攻紫金山等清軍營盤，楊秀清出奇兵焚燒清軍馬隊，乘亂破清軍20余座營盤，清江南大營崩潰，欽差大臣向榮自縊而亡(一說病死)。千里長江中下游各重鎮(zhèn)，一時盡歸天國版圖。

對于天國領(lǐng)導層來說，似乎澄清江南指日可待，抵定中原亦為時不遠，天京城內(nèi)一片歡聲雷動。然而對于洪秀全來說，這場勝利讓他歡喜也令他憂。他的不安來自東王楊秀清。早在剛進南京城不久，楊秀清主持的科舉考試試題居然是《四海之內(nèi)有東王》，楊秀清的野心毫不避諱地公之于眾。幾年來，他又以各種理由壓制、打擊諸王，甚至曾經(jīng)假借“天父”下凡的名義杖責洪秀全。

1856年7月，東王部下密告洪秀全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楊秀清欲殺洪奪位。洪秀全一見形勢大惡，密詔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諸王殺楊秀清。

天京事變后，原有的對清朝的戰(zhàn)略優(yōu)勢不復存在了，戰(zhàn)局急轉(zhuǎn)直下，太平天國再也沒有徹底改變過防御的劣勢。而在太平天國內(nèi)部，局勢仍在繼續(xù)惡化。全家死難于天京事變的石達開率部屬出走，出于義憤，數(shù)十萬部隊隨他離去，弄得“天兵”為之一空。

石達開出走后，迫于壓力，洪秀全免除兩位兄長的王位，并選出陳玉成、李秀成為統(tǒng)帥，終于在風雨飄搖之中暫時穩(wěn)定了形勢。但洪秀全不僅沒有徹底放權(quán)給陳、李兩人，還不斷分散其權(quán)柄，故意將其部下提拔到同位，使兩人無法有效施行指揮。

1863 年底，就在天京的最后關(guān)頭，李秀成建議“讓城別走”，另開辟新的戰(zhàn)略空間。但是洪秀全卻堅決不同意，理由是: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的天兵多過于水，何懼者乎!而此時城中部隊不過萬余人，能戰(zhàn)者更少，天兵如水云云表明其完全墜入了臆想中的世界。李秀成深深失望，以自殺相威脅，只差剖心以明心跡，即使這樣也沒能讓洪秀全回心轉(zhuǎn)意。

1864年6月1日，天王府中愁云慘淡，洪秀全病重死去。

不久，天京被湘軍攻占，天王府的大火使夜空凄然變色。太平天國為什么會失敗?這是一個引發(fā)了后世無數(shù)學者思考的問題，第一個回答這個問題的人正是李秀成。

1864年8月7日，昏暗的牢房中，41歲的李秀成正在奮筆疾書。一位訪客告訴他，他將在當天被處決，而他的反應是“面無蹙容”。傍晚時分，他走向刑場，“談笑自若”，從容就義。他留下的自述被一些人認為是永遠的污點，是背叛的證據(jù)。真的如此嗎?

李秀成曾為了太平天國的存亡斷續(xù)，奔走南北戰(zhàn)場，一次次將天國從滅亡的邊緣拯救回來。他素有“仁慈”之名，不屠所攻之城，厚葬敵軍統(tǒng)帥。然而，歷史舞臺上的他戴著鐐銬起舞，泣血忠告一次次被視為膽怯的象征而棄之不顧，他血戰(zhàn)得來的一次次奇跡最終都被糜爛的政局、險惡的內(nèi)亂、昏聵的君主、朝堂的奸佞抵消了，最終至大局不可收拾。

當湘軍破城而入的時候，他帶幼天王回家拜別母親，忠孝之間他選擇了忠。他把相隨多年的白馬讓給幼天王，并率殘部為其斷后，血戰(zhàn)一晝夜，直到馬力不濟，掉隊被俘。

李秀成年幼時家貧，靠自學成才，愛讀三國，平生用兵喜用智謀，而為人卻學足了趙子龍和關(guān)云長的忠義、諸葛亮的鞠躬盡瘁，不管受多少打壓，不論多少智略不為洪秀全所用，他都做到不離不棄，即使最后時刻仍圖謀在清政府與湘軍中制造矛盾，為幼天王贏得喘息之機，甚至不惜背上“投降”、“晚節(jié)不保”的罵名。

《李秀成自述》是對太平天國運動的整體回顧，他以一腔悲憤寫下了太平天國最后的挽歌:“天王失國喪邦，實其自惹而亡!”

太平天國還沒能徹底取得成功，就已蛻變成了一個腐朽的封建王朝，直到最后的崩潰，不過10余年。

徒有一部適應潮流的《資政新篇》，太平天國無法施行，清政府不愿施行，更重要的是沒有能夠施行的階層。

但是，正是太平天國起義，使得一部分人終于從“河晏海清”的迷夢中驚醒了。(文稿校對：見習記者王湘媛)

    文章出處：人民出版社、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的《復興之路》

責編：瘦馬  編審：王輝  終審：盧子璋